1998年3月24日，事發將近半個月后，高巖的遺體被火化了。據稱，沈陽沒有出現在高巖的葬禮現場。  
周樹銘感到惋惜，女兒特別用功，雖然學習中文專業，但高考數學考了130分。做作業時不會的幾何題，可以研究到凌晨2點，學校老師特別喜歡她，“從小學習各方面都不用我們操心”。  
北大處分文件稱沈陽與女生交往的行為不當  
對沈陽作出行政處分決定，已是高巖自殺4個月后的事。  
費振剛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，自殺事件正值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后，大家很忙，他也沒過問這件事，“主持會議也好，討論的問題（也好），我都沒有怎么去調查研究過”。后來，他參加了北大黨委紀委召開的一次會議。  
“當時討論問題就是說，他倆發生了性關系，而且女孩子已經死了，所以需要處理。”費振剛說，當時，與會者沒法從法律上認定這個事情，“就說他倆發生性關系了，這就是當時的說法，連（發生性關系的）性質都沒有。”  
費振剛說，那次開會沒討論二人是否存在戀愛關系，“女孩子已經死了，（即使）說是戀愛關系，孩子死了以后，性質已經發生變化了，不然我們處理他干什么呢？”在費振剛看來，當年那個社會環境下，就算是戀愛關系中發生了性關系，也是學校不允許的。  
不過，記者注意到，北大今年4月8日下午公布的當年處分文件中，并未記載前述發生性關系的說法。  
這份落款為1998年7月的文件顯示，該校認定，沈陽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給中文系本科生上現代漢語課期間，與高巖接觸較多，1996年5月，沈陽到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期間，曾與高巖數次通信。  
該校認定，1997年1月，沈陽回北京度假，高巖去沈陽住處，要沈陽“表態和她建立戀愛關系”，沈陽無意與高巖戀愛，但當時卻回答說“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”，并與高巖摟抱、親吻。待1997年6月從香港返校后，沈陽終止與高巖往來。  
北大給予了沈陽行政警告處分。理由是，沈陽作為一名教師，在與女學生的交往中行為不當，違背了《教師法》有關規定。  
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，沈陽則堅稱，自己與高巖“第一沒上過床，第二沒發生過性關系，第三沒談戀愛”。  
宋清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回憶，北大作出前述處分之后，沈陽被要求在全系大會上作檢討。會議在中文系會議室舉行，參加會議的宋清說，會議還討論了其他事務，不是專門為沈陽開的會。  
受訪中文系教師均表示，那次全系大會沒有提及沈陽與女生發生了性關系，更沒有提到現在網帖所稱的性侵。因此，他們對性侵的說法感到意外。  
“沈陽在大會上作了檢查，費老師嚴厲批評了沈陽。”宋清說，沈陽當時的說法是：之所以與學生擁抱，是因為“女生糾纏他”，自己擔心女生出事兒，就“安慰性地跟她擁抱”。宋清認為，這樣的檢查不夠誠懇，更像是辯解。  
張波也告訴記者，按照當時開會的說法，沈陽的行為是不符合師德的。  
他說，當時，尸檢發現高巖已經不是處女，但因為時間過去較久，警方不能認定與她發生關系的人就是沈陽，故無法從法律層面上進行處理，“這樣一來，學校也沒辦法對他做過重的處理，雖然有人提出要開除沈陽”。  
“系領導（當時）說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如果你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女兒、妹妹，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事情。”在宋清看來，沈陽這件事做得非常不對，對這個女生的死負有責任，雖然不一定是法律意義上的責任，“道義上的責任是肯定有的”。  
最終，北大中文系在《關于給予沈陽警告處分的決定》中認為，沈陽作為一名教師，在與高巖的交往中態度不夠嚴肅，處理很不慎重，高巖之死雖確屬自殺，但沈陽在與其關系上處理不當，無疑會使高巖思想上產生強烈刺激，沈陽又沒有及時向組織反映自己與高巖交往等情況，以爭取組織的幫助，以致釀成嚴重后果，造成了極壞影響。  
遲到的校園反性騷擾制度  
“不合適，（處分）給得太輕了。”周樹銘稱，如今，她希望北大方面能解釋該處分是怎么作出的，沈陽具體存在什么樣的問題。她對記者說，她起初對這個處分不知情，后來，還是北大學生當年告訴了他們這個處理結果。  
另一些質疑者則認為，應該公布調查的會議紀要等文件，并說明當年都調查了誰，是否曾向如今反映沈陽存在性侵行為的學生了解過情況，并評估是否需要重新啟動調查。  
20年來，高巖的父母沒有再申訴、上訪。今年70多歲的周樹銘說，她與丈夫身體狀況都不行了，愛人做了心臟支架，自己也病得厲害。  
周樹銘說，自己目前不接受道歉，“這是人命關天的事”，而這20年以來，除了一名北大教師因借書的事情來過之外，沈陽及其他北大教師、領導沒再看望過高巖家人，“你對家屬這么大的損失做了什么工作了？”  
前述處分文件是今年4月8日上午在北大官網公布的。官網同時還稱，該校校長主持召開了北大教師職業道德和紀律委員會專題會議，會議通報對高巖自殺事件相關情況的復核結果，還表示要認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，對管理中的寬松軟問題、對制度的不完善問題，要進行深刻嚴肅的反思并引以為戒。  
此前，南京大學文學院行政已發《聲明》稱“沈陽已經不適合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工作”，“在此階段，停止沈陽從事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書育人工作”。上海師范大學學術倫理與道德委員會也聲明，終止與沈陽簽訂的校外兼職教師聘任協議。  
“早就應該這樣做。”周樹銘說，但不能這樣簡單地止于此，“應該好好反省”，“南大接收人才為什么不（仔細）看檔案？”  
沈陽對自己“師德”被指責的說法并不服氣。4月7日下午，他向多家媒體記者群發短信稱：“我想發出一個弱弱的呼喊：三個大學都拿‘師德’說事。請問，這種定性靠什么：哪個正式決定上有這個結論？哪個事實支持這個結論？難道僅僅靠輿論左右？僅僅憑某個人采訪中的回答？這太可悲了吧！”  
但有不少網友認為他仍在說謊，并不知悔改。  
對此，一名律師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，目前該案所有證據僅是他人的證言，只是旁證，且直接當事人已故，又無重要物證，按照“疑罪從無”的基本原則，若要從刑法角度向沈陽追責十分困難。除非出現突破性的證據，比如公安機關曾提取了嫌疑人體液、毛發等，但基于當時技術條件無法提取生物證據；或者有證據證明當年公安機關對沈陽的處理，在程序或取證上有疏漏，導致所下的結論有誤。  
如今，當年缺位的校園反性騷擾制度建設正緩緩到來。北大官網稱，前述會議還討論了《北京大學反性騷擾有關規定（建議稿）》，這據稱是2018年1月初以來，該校委托北大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組織專家起草的，并與學校多個部門負責人員進行了多輪次討論。  
官網稱，對于建議稿的適用范圍，學校反性騷擾的機構設置，對性騷擾行為的投訴、調查、認定、處理程序以及反性騷擾的教育與預防工作，會議也進行了研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