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業(yè)
　　女性產假和保險成硬成本
　　北青報記者另從企業(yè)的人力資源主管部門了解到，每年求職季時，企業(yè)收到不少女研究生的求職履歷表，均在醒目位置填上“已婚已育”。這似乎已成為女研究生心目中增加求職競爭力的重要砝碼，受訪的“研究生媽媽”們也承認自己求職時會將“已婚已育”特別標注，一位人力資源管理者接受采訪時談到：“相對未婚未育的女生，她們該會更有優(yōu)勢，但如果僅僅為了就業(yè)機會而提前生孩子，并不值得提倡。”
　　“從用人成本的角度上講，我們的確更傾向于男性應聘者，女性產假、保險是實實在在的硬成本。”一家光電企業(yè)的招聘人員給北青報記者算了一筆賬，女研究生走出學校已經二十四五歲，進入單位一兩年，肯定要面臨成家和生育的問題。單位為此承擔每個女性的生育成本至少在數(shù)萬元。“二孩”政策放開后，有的女生會選擇生兩個孩子，如果家庭條件還可以，她們會考慮辭職在家?guī)Ш⒆印?ldquo;這對企業(yè)來說是不小的損失。從這個角度我們當然更愿意要男生。”
高校“研究生媽媽”越來越普遍
　　北青報記者在隨后的采訪中了解到，招聘會上女生們所提的“研究生媽媽”在高校中越來越普遍，這種“先生孩子后求職”的做法得到不少女研究生的認可。多名文科女研究生表示，如果能有合適的結婚對象，個人也不會排斥碩士階段結婚生子，身邊也有這樣的同學和朋友。
　　一位在京重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團委老師透露，最近這些年該院研究生階段每個年級都有一兩個女生懷孕生子，每年平均下來十幾個人，而今年備孕的女生更多。“以前是女博士相對多，現(xiàn)在這幾年女碩士甚至本科生，也有在求學階段結婚生子的了。”
　　北師大校醫(yī)院的某負責人告訴北青報記者：“在校結婚生子的研究生大致是穩(wěn)中有升，在校研究生被納入到學校的計生工作中。每個研究生入學時都要填寫婚育情況的表，方便統(tǒng)計和管理。”
　　自2009年9月1日起，教育部頒布的《普通高等學校管理規(guī)定》，刪除舊規(guī)定中“在校期間擅自結婚而未辦理退學手續(xù)的學生，作退學處理”的內容，對學生能否結婚不再作特殊規(guī)定，大學生可以自由婚戀。
　　北青報記者了解到，在校生子，一方面是女生考慮求職壓力，想在就業(yè)前處理好個人事情；另一方面不少女生本來是社會考生，入學前已經結婚。“我跟老公已經買房，研一時結婚就有懷孩子的打算。趁著在校階段生完孩子再入職，應該是不錯的決定。”來自陜西的研三學生小文（化名）說：“研一結束的暑假懷孕，等把孩子生下來趕上畢業(yè)開題和答辯，時間雖然緊但也恰好。”
沒生育險面臨課業(yè)和經濟雙重壓力
　　雖然已育的媽媽更好找工作，但現(xiàn)實中高校內產子對女生還是有很多實際困難。
　　沒有收入來源的在校生要撫養(yǎng)孩子，首先要面臨經濟上的挑戰(zhàn)。
　　北青報記者咨詢了北京市人力社保局12333熱線和高校的相關部門，目前北京的高校學生公費醫(yī)療并不包含生育保險，非高校集體戶口的外地已婚學生要辦《生育服務證》，需回到戶口所在地。
　　這意味著，生孩子的醫(yī)療報銷、給孩子上戶口都要來回折騰。一位懷孕7個月的女碩士接受采訪時說：“養(yǎng)孩子沒有經濟基礎肯定是不行的。尤其是在北京這種大城市，所以我會選擇回老家養(yǎng)胎生子，家里可以幫忙負擔些。”
　　其次另一個現(xiàn)實問題是，在校生孩子學習和養(yǎng)育能否兼顧？
　　北京各高校實行的是學分制教學管理，一般3至4年的學業(yè)可以最晚6年甚至8年修完，學生可以通過申請休學的方式休產假。
　　今年剛拿到文學博士學位的小杉(化名)花了6年時間，終于拿到了博士學位。“期間生了女兒，女兒身體比較弱，老是生病，老公也是忙于工作。既有經濟壓力，又有學業(yè)壓力，我一邊喂奶，一邊看書，個中辛苦別人無法體會。”以前覺得有公婆幫忙帶孩子會很輕松，“但是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干什么都不在狀態(tài)，畢業(yè)論文一拖再拖，最后只能延期畢業(yè)。”
　　還有受訪者表示，自己將懷孕的消息告訴導師時，導師當時就“冒大火了”，但她非常理解老師的“憤怒”，“來學校深造，老師希望還是以學業(yè)為重，希望你能多讀書多鉆研。一旦懷孕生孩子畢竟會耗上小一年的時間，學術上該怎么要求學生？這其實是對整個科研和教學管理都提出了挑戰(zhàn)。”
　　政府應采取傾斜政策激勵雇主聘用女性
　　全國婦聯(lián)婦女研究所曾做過的一項研究表明，一些用人單位因擔心女職工生“二孩”帶來用工成本增加，在招聘過程中拒不招聘或錄用女性。
　　課題組對北京、河北、山東的應屆本科畢業(yè)生調研發(fā)現(xiàn)，女大學生在求職應聘中，被問及是否獨生子女或生育“二孩”的比例達到58.48%。
　　中央黨校社會學博士南儲鑫對此分析，就業(yè)的性別歧視實際上反映了企業(yè)追求利益最大化與女性生育成本非社會化的矛盾。“‘一孩’政策下，企業(yè)對女性員工休產假帶來的損失是可預期的，畢竟絕大多數(shù)女性職業(yè)生涯中只休一次產假，休完了就可以安心工作。但‘二孩’政策放開后，短短幾年內企業(yè)可能要承受女性員工休兩次產假的風險，一些中小企業(yè)出于用人成本考慮恐怕難以接受。”因此，政府應該采取配套措施，比如通過減少稅收、資金傾斜等手段激勵雇主聘用女性，約束、引導用人單位積極承擔性別平等方面的社會責任。